名词解释 ——《我的大学系列》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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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堆名词之中不可自拔，因为生存环境就是由一系列重要的名词所构成的，依靠着它们的施舍我们的生命和思维才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养。同样、每一群人也都依靠一堆名词赖以生存，群体的共同特质决定了这些名词的基本属性。回忆大学生活，总会浮现出一些名词来，或响亮、或沉重、有些如各种灰色。如果说记忆是一种选择，那忘却就如一种淘汰，它永不停息。以下罗列的是每每回忆大学时光中，那些浮游的碎片，它们在大脑的沟回中对应着不同的兴奋或痛点。它们也会相互映照，彼此联系而构形，如同我们仰望星空时看到的满天星斗，看到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同 学
大学同学是彼此独立相处的，是个体进入社会之前的脚垫。同时大学生又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自我管理，角色、班长、生活委员。同学在同一个社区环境内朝夕相处，大家既是伴侣、也是竞争对手。这也就意味着上学期间同学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可能，依赖、嫉妒、甚至敌视。毕业分手之后才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回首那个业已不复存在的族群，然后在残酷现实的反衬之下感受到温暖。
毕业之后的同学聚会像是一种精神鸦片，毕业时间愈久，依赖性愈强。它既温暖又残酷，相互提醒重温旧梦会唤醒昔日的记忆，自恋是幸福感的心理基础。但是同学聚会又会让每一个人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和它的冷漠。时间义无反顾地一骑绝尘，激荡起的只是经世的尘埃。每一粒尘埃都在反射着昔日的光芒，让人们在滚滚红尘中迷失，尘埃落定之后我们看到自己早已远去。逝者如斯……
1985年国庆时班上同学的合影（照片提供：张新平）▲
同学（照片提供：管小平）▲
同学一起在帽儿山郊游（照片提供：张崇岩）▲
室 友
寝室是大学社区里最基本的生活空间单元，同居在一起的学生仿佛社会中的家族，他们是一群被空间规定着的人。这一点有点像囚徒，同一牢笼中的囚徒。室友之间的生活交叉程度最高，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大学时代，差异总会被好奇所掩盖，五湖四海、关内关外的青年聚集在一个憋屈的空间里，河南的饱嗝儿挤兑着湖北的汗脚，广东的火腿踹翻了东北的酱缸。初来乍到的学生们对彼此的饮食和用语，都感到好奇和费解。善意的模仿永远从不会造成冲突。
不知道学校分配寝室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其实在教育中文化背景的多样化是非常重要的，多元文化背景面对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这种现象本身对受教育者就是一个启示。同时多种文化在有限的空间内并存，还会造成更多的误会和冲突，面对并化解这些矛盾也是一种能力的提高。室友是个体由家庭进入社会的过渡性辅助因子，扮演着多种角色。一般来说，一个寝室人数多相对较多的状态下要比人数少的时候更融洽。
学校管理方面的创造性对于强化共同体很有帮助，我们大学期间实行宿舍辅导员制，还有寝室长制。绝大多数宿舍按照年龄大小排行，于是一个寝室里就有老大，也有老小。每一个个体都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个安排，这俨然是一个新型家庭，令身处异乡或出走家庭之后的个体感到一种力量。经常听到同学之间相互称呼不是喊名字而是排行，比如某某对某某说：“老三、你……”或“老大、快去……”，这时候一定是在同一个宿舍的室友之间的语境中。当然如果更大范围内交流的时候，大家会加上“我们宿舍老大”或“我们宿舍老八”的前缀，以免混淆。
在友情的伦理方面，室友比同学要更进一层，仅次于血缘关系。寝室长的安排是中国社会政治中最民主的一种方式，类似于直选。它的社会属性要高于自然属性。寝室长负责着最基层的组织和管理，义务远大于权力。
同寝室里的四个人在教学楼前的合影，从左至右：吴琛、官景峰（后来转系去了暖通）、管小平、苏丹（照片提供：管小平）▲
管小平在同学家做饭（照片提供：管小平）▲
室友赵彤在哈尔滨同学张崇岩家（照片提供：管小平）▲
卜冲和苏丹在宿舍摆拍▲
学 霸
因为紧俏，建筑学专业汇聚了学院众多的学霸，学霸是根据其学习能力（更准确地说是考试能力）评价得出的结论。我们班的学霸大概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全面型的，没有短板、没有缺陷，学习的时候不动声色，各门成绩全面飘红；第二种是攻坚型的，主要表现在具有挑战性的课程上显示出卓越的能力，课堂上和考试中人杰与群、独领风骚；第三种为突击型，即平时不用功，临考前加班加点紧急突击复习，然后在考试中立竿见影。
学霸是百分之百民间封赏，属于无冕之王。和高中时期不同的是，大学时期的学霸未必都是褒义。大学时期的学霸主要表现在非专业课领域，画法几何、高等数学、理论力学、英语、政治经济学是他们纵横驰骋、欺行霸市的领域。当大多数人在此无心恋战、苦苦支撑的时候，他们却愈战愈勇，斩获高分如探囊取物般轻松自如。
学霸的存在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对于建筑学这种工科中的文科人口素质的证明，显示了这个族群的巨大潜质；其二是鲶鱼效应，学霸每每惊世骇俗的表现是对整个群体的惊扰，反衬下的羞愧难当有时候会转化成为垂死挣扎的动力；其三、学霸是回忆中的一个有趣的谈资，他们的出色和学科内容设置些许的荒诞形成了绝配，犹如悲喜交加的小品让人感叹人生。
我们班的学霸吴爱民（照片提供：管小平）▲
学 渣
大学里成绩不佳的同学被戏称学渣，其实这个称谓更多出自这些人自己之口，带有自嘲的意味。一般来说能考入大学的都属于同辈中的佼佼者，进入大学后成绩不好多为泄压过猛，自己放松学习所致。八十年代初猛然出现的“六十分万岁”就是在大学中兴起的亚文化，归根结蒂是大学评价方式所致，所以学渣是大学严进宽出的产物。
对于整体而言，学渣是一个必要的局部，虽然理论上有整体如一的可能，但在现实中末端是永恒的现象。从道德的层面来看，学渣是一些挺身而出者，正是他们的存在才提升了大家的安全意识。因为大学中每一门课的考试中，大都有一个不及格比例的控制，一个班级里若没有学渣，则会人人自危。学渣越多越稳定，考试越没有悬念。和学霸形成的心理压力相比，学渣的存在反而具有某些人文关怀的成分。
令人费解的是，我们班里的学渣在专业方面表现大都不错，生活品质方面更是令人羡慕嫉妒恨，他们倒像是一群大彻大悟者。
奖学金
免费大学教育体系中的奖学金和学费无关，更像是一种具有竞争性的生活补贴。我们入学的时候正赶上助学金改革，从原来的助学补贴中挤出一半作为奖学金。一个班奖学金是一个定数，大约150元左右。奖学金一般分为一、二、三等，额度从每月7.5元到22元，惠及班级一半左右的人数。
当时的大学生生活费一个月需要人民币40块钱，这样的话如果是获得了三等奖学金，一个月的生活费就可以相应减少五分之一，如果是拿二等奖学金的话就可以减少五分之二，假若再进一步拿到一等奖学金，生活费就可以减少一半以上。可见、奖学金对于生活的影响还是非常可观的。
然而奖学金虽然诱惑巨大，但那是要靠各科成绩的排队来决定。在众多学霸的生态环境中，我在大学四年中虽然都能获得奖学金，但基本上是三等，直到大三之后才获得了一、二等奖学金各一次。
无论在何时何地，奖学金都是一种恩赐，一种帮扶。也是一次次善意的物质刺激，鼓励我们不断地压迫自己，逼出潜能。
同 乡
大学时期同乡会多如牛毛，在历史上也从未断绝。虽为一种民间组织形式，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了它强大的吸引力和合理性。这显然是文化的力量在作祟，某些共同的记忆在情感上产生了作用，一种共同体的幻觉浮现出来，这就是同乡会的心理基础。
同乡会组织松散，负责人大都是年纪较长，年级较高且有热心、比较好事儿的学生。挑头多了威望也就自然高了，但由于是非法组织，同乡会会长、秘书长之类头衔以自封的居多。
同乡在水土不服期间的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每逢新生入学后的一段时间，都是同学会最为活跃的时期。以同乡的名义进行串联具有某种天然的合法性，新入学的女生往往更受组织领导的重视。
同乡实际上是一种为了填补情感失落的虚构，其实即使来源于同一地区，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更不用谈世界观方面的差异了。乡音和某些共同经验是凝聚力的药引子，也是全部，但是它的顽固和强大是任何人任何时代都难以忽视的。
啤 酒
啤酒像饮料一样存在于大学生活的各种片段之中，生日、节庆、走亲访友、郊外野餐、密友之间的小聚都需要这种介乎于饮料和酒之间的液体。那个时候中国人民的体量不大，但胃容量不小，对待啤酒这样具有粮食效应的饮料更是显示了巨大的潜能。班级聚餐的时候啤酒都是成箱成箱搬来的，一箱24瓶，包括女生在内人均至少三瓶以上，所以一般大型的活动一个班级的餐桌旁需要预备三四箱啤酒。哈尔滨那时号称全世界排名前三位的啤酒城，另两个城市分别是慕尼黑和巴黎。在这种文化的浸泡中，每个人的消化道都在发酵中形成了一种依赖感。
全民普遍饮用啤酒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哈尔滨的啤酒非常便宜，那个时候一瓶750毫升的一面坡啤酒也就五毛钱。此外还有哈尔滨啤酒、玉珠啤酒、太阳岛啤酒这几个品牌，也是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消费能力可以承受的。由于饮用量过大，各个餐厅都需要足够的空间堆放啤酒和饮用之后的空瓶。比比皆是的白松木打制的粗糙的木箱码成的墙垛，遍及这座城市的公共视野中，和高高挑立的灯笼幌子一起构成了餐饮业的视觉符号。我们宿舍的楼下有一个名叫“北京饭店”的餐厅，其前院和后院常年堆着装啤酒的木箱，那里俨然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们吃喝的地方，学生只能望门兴叹。但该餐厅后院和宿舍楼的一楼水房只隔着一扇窗户，铁栅栏后就是堆积的像一堵墙一样的啤酒箱，粗心大意的厨师有时候会把装没开启的和放空瓶的箱子混在一起码放，调皮学生有时候会隔着栅栏偷拿啤酒喝。
哈尔滨的啤酒文化简单、粗暴，斗酒的两种指标都是如此。一种是饮用量的比赛，就是看谁能喝，身边经常出现一次能喝掉一整箱以上的奇人；还有一种是饮酒速度的较量，也就是在第三方掐着秒表计算的情况下一口气把一整瓶灌下去，这种喝法比较恐怖，也有一个称呼名为“吹”。我想这个名称是象形而来的，因为那种神情专注举着酒瓶仰着脖子的样子很像吹军号。我的酒量不佳，但速度还可以，曾经有过20秒以内的记录。
聚餐时桌上都会摆满啤酒（照片提供：曹洪舟）▲
84、85、86级的几个同学们在外郊游，也会带上啤酒（照片提供：高雪松）▲
饭 票
学校印制饭票这个事情比较奇怪，饭票意味着小社会和大社会不可逆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小社会是封闭的，外边通行的东西进入到这个系统的时候，必须要经过一定程序的认可、变通方可使用。我想，这里边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源于卫生的考虑，因为同行货币经由的人数太多，难免引发卫生方面的隐患，而粮票则只在一定的地方流通，于是极好的避免了相关问题；第二就是国家对于大学生伙食补贴的考虑了。
哈建工的饭票是印制在彩色塑料卡片上的，颜色分为粉红、深红、黄色、和浅蓝色几种，面值有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其面值最大的也就五角，可见当时饭菜的价格之低。饭票的规格特别，比粮票稍宽，但又比粮票短一些，看上去胖乎乎的。饭票的印制粗糙，应该极容易仿制。建筑系学生画过以假乱真的电影票，但从未有人越界画过饭票，因为画电影票有娱乐性，而画饭票就属于贪念了，这一点大学生们还能把持得住。换饭票的时候需要用粮票和现金，然后伙食科的员工会把饭票用皮筋儿扎成一小沓一小沓的扔给我们。沉甸甸的饭票放在最重要的衣兜里，经常下意识的伸手一摸，只要“硬硬的还在”，心里就坦然了许多……
哈建工二食堂（张一兵绘制）▲
哈建工食堂壹分钱票（照片提供：张晨光）▲
哈建工食堂贰角、壹角钱票（照片提供：周立军）▲
冻 梨
黑的像一颗颗手雷一样的冻梨，是哈尔滨生活美学中的另一付“王炸”，在凛冽的冬天里炸得人胆战心惊。不得不承认“冷”也是一种能量，绝对的负能量！负能量作用下的文化产品都有一颗拔凉拔凉的芯。
入学后的不久，黑龙江就让我们这些来自关内的学生饱尝了负能量的力度。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十五度到零下四十度之间，滴水成冰绝对不是什么文学性夸张，而是冰冷的现实。更夸张的是，那滴落的水滴原本竟然是开水瓶中溢出的躁动者，结果没等落地早已“酷毙”了。
1984年12月30日的下午，哈市的同学带着我们几个同学去买冻梨，最后在道里八杂市的一个摊儿上看到了那一堆黑乎乎的家伙。那些颜色暗淡饱经磨难的梨子把负能量小心翼翼地收纳在躯体内，不怀好意的期待着人们对它下口。牙齿咬下去的一刹那，就是恶意爆发的时刻，黑色的幽默感伴随着心惊胆战的冰冷瞬间释放了出来。冻梨出乎意料的质感简直是由人们对寒冷的咒骂转化而成的，它把梨子的甜深深地压在底下，让失去知觉的舌头许久之后才能感知。
冻梨（图片来自网络）▲
酒心巧克力糖果
酒心巧克力糖果是集甜蜜的极限与美妙口感大成的，它的存在把一个困顿时代的艰涩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第一次品尝这种糖果是初中的时候，爸爸的老同学回哈尔滨探亲带回一些酒心巧克力，我得到了两只。我记得其中一只的糖纸上标注着泸州老窖，另一只标注着茅台。没把它当回事儿的我一口咬下去之后就懵了，条形巧克力是个中空的小筒，内侧是一层砂糖，中间灌注了美酒。咀嚼的时候，巧克力的柔和、砂糖的甜蜜、白酒具有野性的香有层次的打开，三种质感逐一宠爱着味蕾……。这是生活的经验中从未有过的事物，太过美妙了。
酒心巧克力曾经是一个城市的骄傲，体现着这个城市制造腐朽和神奇的能力。来到哈尔滨之后才了解到这种糖果也有层级之分，我初尝到的已是极品，还有许多品质稍逊一点的，没有巧克力、其中灌注的白酒的品质也差一些。
酒心巧克力糖（图片来自网络）▲
服装与服饰
哈尔滨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城市，人们敢爱敢恨。表达自我爱恨情仇的方式第一是靠大嗓门儿说话，第二是靠风风火火的穿衣显摆。深陷闹市中的大学也深受其影响，由于经济状况的原因，大学生穿着不敢追求质地，于是就更在意形式的夸张。
寒带的服装业发达，御寒的要求导致人体外挂的衣物量大，这就形成了时尚蔚然成风相对丰厚的物质基础。有几件服饰印象深刻，足以看出夸张的力度。围脖儿是严寒地区过冬必备的物品，但它也有一定的装饰作用。一度哈尔滨人的围脖儿弄出来花样，创新的方式和喝啤酒同出一辙，就是超出想象的长。一条毛线织的围巾在脖子上绕两三圈之后两端从胸前垂下直抵膝盖以下。带着超长围脖儿招摇过市的男女青年走动时，左右两段会伴随着步伐微微地颤动，总令我想起文革时期的藏族舞蹈。但实际上，那些围脖儿比藏民的哈达还要长。
耳包是东北地区特有的装束，它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人类耳朵构造的严重缺陷。外张的耳朵因其薄而成为严寒伤害的对象，在腊月的东北户外走动超过二十分钟，最先失去知觉的就是耳朵。耳朵需要格外的保护，小时候连环画里的狗腿子就经常带着那么一个毛茸茸的东西。1984～1986年期间，哈尔滨市场上销售一种形状酷似耳机的耳包，一段弧形的硬质塑料两端是粘着人造毛的护耳，圆形的硬垫上穿有若干空洞便于保持听觉的灵敏。这种装束戴上之后大大改变了耳朵抗寒的弊端，同时较连环画中狗腿子戴的那种稳定性大大增强，能够在凛冽的的寒风中纹丝不动。
严寒地区地面有厚达一米五的冻土层，这是地球拒绝寒冷的铠甲。冰冷的冻土层无情地把寒冷还给了人间，幸好我们有了雪地鞋。雪地鞋是一种靴子一般体例，旅游鞋似的表面装饰和色彩，鞋底厚度接近传统戏剧《十五贯》中尤葫芦和娄阿鼠脚上穿的那种厚底鞋的脚部装束。雪地鞋的样式一看就让人踏实，厚实松软的鞋底和冰冷坚实的大地不是抵触而是妥协，靴腰高耸可将裤腿收入让贼一样的冷风无计可施。
1990年元旦时，86级同学在教室的合影（照片提供：谢雷）▲
大一入学的合影，当时大家的衣着还很朴素（照片提供：管小平）▲
83级干彭涛同学：80年代流行的着装方式，即衬衣的领子要翻出来。（照片提供：曹洪舟）▲
80年代，男生更喜欢穿短裤（照片提供：曹洪舟）▲
发 型
头发上做形式主义的文章是一种低成本的风尚，发型是个人主义的风向标，是消息树，传递着青春的信息。形式主义的发型还是美育人生的一部分，人生各个阶段发型不尽相同，它既是风尚又是认识自己的一种表现形式。发型的美学没有定式，它是主观的，也体现了时空关系。
入学的时候男生几乎清一色的偏分，因为平头在那个时候被认为太土，中分的汉奸发型名声太大还未摆脱。三七分店的偏分大体尊重了头颅的形状，也遵循了重力和发质，它一分为二要么左倾、要么右倾。还有一种发型叫“转头”，就是左右不分缝儿，像旋风一样朝一侧呼啸而去。这是七十年代城市流氓的发型，到了八十年代被招安入了主流。
烫发本是女性的专利，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突然也进入男性群体，而且在1986年春晚费翔的引领下风靡全国。上个世纪中国的时尚往往是从南北两端率先兴起，然后再波及华夏腹地。一时间哈尔滨的发廊如雨后春笋在这个城市出现，即使这样依然应对不了如火如荼的变革发型的形势。有点名气的发廊总是门庭若市，人民群众求贤若渴。南岗区有一家名气很大叫“288”，主刀的师傅姓李，誉满秋林一带。个体户和出租司机群体是社会上第一波儿改头换面的群体，大学生应该是第二波儿。我在大学生里属于第一茬和第二茬之间的新潮青年，我的处男烫是在道里区一个叫“维尔美”的发廊里完成的，效果还不错。
光头算不算一种发型的问题就像O算不算数字一样令人纠结，是个哲学问题，充满思辨性。它的形式是最简约的，最功能性的，但的确不是建立在头发的基础上。光头属于反发型的一种形式，就像当代一些先锋性实验建筑师在谈“反建筑”。由于一直背负着恶名，光头还是很难崛起。那个时候敢剃光头者属于叛逆中的极品，要么自暴自弃，要么特立独行。当时我们一个年级里似乎只有两个人剃过光头，一个是同学牟政，另一个是三系的杨春利。事实证明了，敢理光头的学生的确都不是省油的灯。
摄影作品《一样的我一样的目光》，作者：李海兵▲
1992年，哈尔滨一家小美容院顾客盈门（图片选自摄影集《结图纪事》，作者：安哥）▲
卜冲同学的烫发，发型应该是受明星齐秦的影响（照片提供：管小平）▲
吴琛同学的转头发型在当时也很流行（照片提供：管小平）▲
张新平同学的自画像▲
1984年刚入学时去大顶子山郊游时的合影，可以看到当时大学生的发型样式（照片提供：姚庆武）▲
80年代流行的几种男生发型（照片提供：曹洪舟）▲
绘图工具
建筑学的专业学习一半以上需要绘制各种类型的图纸，规范的绘图需要借助于各种各样的工具，因此这些工具从入学之后不久就进入我们的学习领域。在刚入学后的一次和高年级学长们的交流会上，我挨着的一位学长很严肃地告诉我说：“你从现在开始要带一个卷尺在身上，要习惯性地测量身边的环境和家具尺寸！”。看着他严肃的表情，我觉得我的未来即将和忽长忽短的卷尺发生关联，有点灰暗。
谁知建筑设计初步的第一课，老师就给我们列出了长长的一份绘图工具清单，包括丁字尺、比例尺、直尺、卷尺、三角板、曲线尺、圆规、铅笔、鸭嘴笔、针管笔，名目繁多。同时随着作业的进程开始教授各种工具的使用方式，其中最难操作的是鸭嘴笔。八十年代之前的建筑制图主要通过鸭嘴笔来走墨线，墨线的宽度通过笔尖上方一个控制松紧的螺丝旋钮来调节，墨水就依靠两片像鸭子喙一样的钢片间表面张力夹在其中。画图的时候需要姿势、速度相配合，不得有任何闪失，否则前功尽弃。
后来针管笔的使用让鸭嘴笔退出了历史，我们这一茬人就是从针管笔开始的。进口的针管笔很贵，我们就用国产的。国产的针管笔粗旷，规格当时只有0.3、0.6、0.9三种，对应绘制建筑制图中的细实线、中粗实线、粗实线。曲线尺的使用需要技巧，完整的一根曲线需要一段一段拼接，费力费工。1987年参加全国文化馆设计竞赛，我做了一个异形的私人音乐沙龙，全部使用曲线来构筑空间。绘图过程可谓历尽千辛万苦，一根曲线尺几乎被我掰断了。当时一些老师预言我这个方案有可能获奖，结果最终等来的是《建筑学报》不点名的批评。批评如此道：“有些方案不切合实际，片面追求怪异造型……”
各种绘图尺（图片来自网络）▲
鸭嘴笔和针管笔（图片来自网络）▲
通 讯
大学时代的通讯方式以书信往来为主，分平信、挂号信两种。学校的信箱布置在主楼门厅公共楼梯的右侧，由平行窗户的一排灰色铁皮箱组成。钥匙在班委手中掌管，每天各个班级的生活委员会去取信。现在想起来像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当时我们班的信箱好像是498。
一封信通常要三到四天才能抵达邮寄地点，偏远地区就得再翻一倍的邮寄时间。遇到急事，就需要使用电报业务。由于电报业务按字数收费，拟定电文的时候必须惜字如金，这对文学修养要求较高。铁路之外，送电报的交通工具是两轮摩托车，赶到地点移交停下来的时候都不熄火。
长途电话是用来解决复杂问题的，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方式。四年大学期间，我只因为毕业分配之事在南岗邮局使用过一次。在邮电局里，长途电话隔间一字排开，办完手续的人坐在对面的长凳上焦急的等待，接通被呼叫线路后，服务台会叫号，被叫的人于是三步并作两步直奔指定的电话亭而去。一来是由于事情急迫，二来是因为按时计费昂贵。
张崇岩同学的朋友寄给他的书信（照片提供：张崇岩）▲
电报房的报务员正在拍发电报（图片来自网络）▲
一字排开打电话（图片来自网络）▲
照相机
直到二十一世纪照相机一直都是中国家庭的奢侈品，学校有些同学好摆弄相机，加上家境条件比较好，因此一入学的时候个别同学就带着相机而来的。在我印象之中，我们整个年级有两位同学是有照相机的，因此呢，在大学前三年的生活中，他们借助相机记录了我们许多珍贵的图像珍贵的场景。
建筑系领导们的先知先觉在给学生配置照相机的事情上表现得很突出，值得点赞。不管作为记录工具也好，图像美学训练也罢，照相机绝对重要。因此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建筑系就开始开设摄影课，教授一些成像原理和冲印技术。同时在摄影课开了一个学期之后，建筑系利用筹集到的经费和学生自筹经费集合起来给每个学生购置相机一台。相机是国产的虎丘牌135相机，180元一台，肉眼都能看出来它的质量略显粗糙。
八十年代相机属于奢侈品，因此集体分发相机就成了全院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好几十人捧着相机盒子从教学楼回宿舍，建筑系的学生们立马成了全院最引人瞩目的一群人，令其他专业的同学妒火中烧。这台简易的相机在后来的专业考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多是用来人物的拍照留念，有意曲解了建筑系的初衷。但这一点倒成了虎丘牌相机发挥的最有意义的作用，因为光阴荏苒，那些百年建筑依旧而一代人芳华不再，好在那些影像证明了我们风华正茂的青春。
虎丘牌135相机（图片来自网络）▲
录音机与磁带
披肩长发、大鬓角、太阳镜、喇叭裤、手提录音机曾是改革开放之初新潮青年的标配，后来前几样随着新的时尚一轮轮不断袭来而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但录音机因其无可替代的功能性而坚挺在时尚生活的表象之上。
当录音机不再值得炫耀的时候，人们就更在意它的功能，而磁带就越俎代庖明确了它在其中的核心位置。80年代流行音乐的日新月异，文艺形态更迭的频次不断加速导致磁带数量的激增。几乎是每一个假期结束后就是一轮大清退，上一学期流行的纷纷退居二线，新的曲目、新的歌坛人物、演奏巨星粉墨登场。一盘新内容的磁带不亚于一枚小型的精神炸弹，陌生感往往是产生认知欲望的开始，然后是一个快速的接受再到熟悉、依赖的过程。在这个不断更迭换代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审美这个事物严重的不靠谱性，它像生物群体中的青蛙一样变来变去。
当时涌入中国市场的录音机品牌很多，还有一些品牌虽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但是由各种渠道被带入我们的生活。我的手提式录音机是父亲1981年去英国出差时用生活补贴购买的一台日本产品，那个牌子就见过那么一次。八十年代的家用电器市场，日本产品占的份额很大，主要有三洋、日立、夏普、东芝等。1983年日立单卡收录机120元，还有国产常用的爱华，香港产的康艺等。
手提录音机像一个五彩缤纷的影子一样跟随着我们的身体，在教室、寝室、郊野留下一路美好的记忆。磁带是录音机的灵魂，它通过那台忠实的机器识别并播放着自己的语言。那些作词的人真了不起，总能浓缩我们的思绪并串联成诗，安抚着我们懵懂躁动的青春。那些作曲的人更了不起，当我们老了、记不起歌词却永远忘不了那些旋律。
三洋录音机（图片来自网络）▲
磁带（图片来自网络）▲
1987年长岭湖水库春游，同学们带着录音机外出郊游（照片提供：姚庆武）▲
同学们去大顶子山也不忘带上录音机（照片提供：曹洪舟）▲
司 仪
司仪虽然不是校园里的事物，但是作为马路大学的记忆不得不提及于斯，因为它是这个社会中最浓烈的调味品之一，是这块土地的文化母体孕育出来的最顽劣的子孙。满嘴跑火车又从不出轨的司仪们，代表了那个时代该都市文化的一种气质。
哈尔滨人家办喜事儿一定要有司仪，而且此司仪非彼司仪，都是一些行为举止大胆泼辣，大庭广众之下口若悬河、话题能从传统文化三拜九叩到世界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再到男女私情信手拈来的斗唇合舌之人。这种人在场能把婚庆热烈欢快的氛围推向高潮，他们的话语虽然内在逻辑性不强，但语感是连贯顺畅的，他们如此娴熟地把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各种事物无缝衔接起来，内在结构上的矛盾和表象的通融造成错位感会引发幽默感，这足以引起表层的快感。大俗是一种境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匮乏的时候这种文化形态会维持着人间忽冷忽热的的温度。而婚丧嫁娶乃人生顶级大事，司仪们的现身提示了这世俗世界里最极致的状态。
东北人说话大嗓门儿多，这是空间过于辽阔形成的症候。天地间的农夫和市井之中的司仪虽然身份迥异，却存在着文脉上的渊源。而东北人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是文化地理因素生成的另一种结果，表现着自由和创造性，映射出苦难和坚韧。司仪是仪式的掌控者和氛围的引爆器，每每现身于良辰吉日之时，在灯红酒绿之间去用乱七八糟的语言为每一个家庭堆砌着关于未来的梦幻。
——苏丹2019/3/30完稿于北京T3航站楼
八糟的语言为每一个家庭堆砌着关于未来的梦幻。
在本次书写章节中所罗列的名词中，有一些是非常稳定的，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抽象性的名词，因此不以时空流转而变化，比如同学、室友、学霸、通讯，它们是大学存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和存在条件。还有一些名分虽在，但内容已大相径庭，比如绘图工具、发型、服装服饰，技术进步和时尚不断改变着它们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因为它们是外在的东西，风吹草动就会改变它们的模样和成分。还有许多更为具体的名词几乎就消失了，如冻梨、酒糖、司仪，因为这些活色生香的事物都有每个时代非常具体的成因，当社会背景不再的时候，它们也就随之烟消云散。反过来、梳理这些曾经存在的事物也是还原历史场景的一种方式，尽管景象破碎，但是恍然如梦浮现眼前。
——苏丹2019/6/14 写于美国
感谢：
• 管小平、曹洪舟、张崇岩、张新平、周立军、姚庆武、高雪松、张晨光、谢雷、段晓琴提供的照片；
• 张一兵、杜宝印绘制的插图；
• 李海兵提供的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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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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